1939年，八路军129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司令，段海洲，回家探了趟亲，再也没回来，他给上级写了封信，然后扭头就投奔了当时全中国名声最臭的汉奸部队。
晨雾还没散尽，八路军把一封短信塞给警卫员，让他务必送到师部徐向前副师长手里。
信里只说很快就回，可他心里清楚，这一去，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30岁的段海洲，这位来自河北安平的北平民国大学高材生，此刻内心五味杂陈。
一年前，他满怀壮志，拉起6000人的抗日义勇团，毅然决然地加入八路军，还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，与开国上将李聚奎，搭档任政委。
那是一段激情燃烧、并肩作战的革命岁月。
可如今，他却要亲手斩断这份深厚的革命情谊。
他默默地将部队的五匹马、四把手枪送回师部，动作缓慢而沉重，每放下一件物品，都像是割舍下一段珍贵的回忆。
没带走一兵一卒，他只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行李在手中沉甸甸的，仿佛承载着他无尽的无奈与不舍。
段海洲出身优渥，父亲是当地知名乡绅，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，还专门请私塾先生教他国学。
从北平民国大学毕业时，他放弃考中央军校，选择石友三创办的十三路军干部学校，对校长石友信心怀感激。
但石友三的叛变让学校解散，他也成了“叛军余孽”。
1937年抗战爆发，家乡遭日军蹂躏，他心中的爱国之火熊熊燃烧，与五个同乡好友拉起队伍抗日。
此刻，他望着远方，薄雾弥漫，他的身影渐渐模糊，只留下一段令人唏嘘的过往。
段海洲到处托关系，弄来了九支步枪，在村口竖起了“抗日义勇团”的大旗。
消息传开，一周内就有三十多人来报名，有会功夫的农民，有师范学校的学生，甚至还有几个掉队的正规军士兵。
段海洲把这些兵编成两个中队，又通过老同学侯如墉的介绍，从国府特派员潘佑强那里领到了三支手枪和两百元军饷。
部队是拉起来了，可战斗力实在堪忧。
段海洲不听参谋长劝阻，非要打武强县的日军中队。
结果刚进入伏击阵地就被日军反包围，损兵折将不说，连他自己的坐骑都被打死了。
吃了败仗的段海洲老实了，开始埋头训练部队。
日军移防后，他带着已经发展到三百多人的义勇军突入武强县，击溃了伪军，还缴获了几门迫击炮和轻机枪。
武强县的光复让他的名字响遍冀中，参军的人越来越多，连冀县的三百多民团都带着枪马来投奔。
段海洲还让一个曾在兵工厂做过工的士兵搞起了兵工厂，半个月后就能制造地雷、迫击炮弹和手榴弹了。
到1938年初，他的部队已经发展到3400多人，成了河北几支游击部队里的“老大”。
树大招风，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派人来收编，被他断然拒绝。
另一支由29军教导队副队长赵云祥拉的队伍，实力比他强得多，收编不成就直接开打。
段海洲连战连败，连刚打下的献县都丢了。
正当他焦头烂额时，南宫开来了一支八路军。
段海洲在北平读书时就对共产党有好感，决定率部加入八路军后，129师副师长徐向前，亲自欢迎他。
成了八路军旅级干部的段海洲，日子却过得不顺心。
他从小养尊处优，受不了八路军的艰苦生活，更看不惯官兵平等的作风。
旧部也经常在耳边吹风，说跟着八路军没前途。
恰在这时，他的老校长石友信找来了。
石友三当时和八路军表面上还过得去，暗地里却在拉拢段海洲。
段海洲左右为难，一边是八路军的信任和重用，一边是老校长的情面，还有旧部的怂恿。
权衡再三，他借口眼疾复发，跑到南宫县的师部“休养”，实际上就是不想带部队了。
眼疾痊愈后，段海洲想念自己的老部队，可部队在豫北，自己在冀中，中间隔着日伪军，根本回不去。
消磨了一个月，他干脆回了老家。
没想到那些反对加入八路军的旧部又找上门来，要他重竖大旗。
恰在这时，老同学王文瀚也派人来，说自己在冀东拉起了队伍，请他去帮忙指挥。
段海洲的心又活了，写了一封“请假信”送到师部，正式脱离了八路军。
段海洲重新拉起队伍的消息传到石友三那里，石友三马上派弟弟石友信来拉他入伙。
段海洲拗不过老校长的面子，被改编为第69军教导师第2团团长。
可石友三的部队实在不经打，几仗下来，段海洲的团从1000人被打到只剩500人。
更糟的是，石友三后来竟然勾结日军打八路军，被部属高树勋活埋，石友信也被枪决。
段海洲跟着瞎起哄，和孟昭进一起打高树勋，结果被打得大败，只好带着残部投靠孙良诚。
1942年，孙良诚投降了日本人，段海洲坚决不肯附逆，带着部队脱离了孙部，重新投靠国军。
1948年，他已经无法掌握部队，被架空为副军长，最后带着妻儿跑到重庆起义，成了起义将领。
建国后，段海洲转业到万县，负责过不少职务，1990年去世。
晚年的他，每次想起1939年离开八路军的那个早晨，都会满心悔恨。
他常说，要是当年能坚持下去，说不定早就是开国将军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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